打我记事起，就发现许多理论著作都喜欢引述恩格斯的至理名言（而且经常被安排在“前言”或引论当中），其中有一句留下的印象最深，大意是说理论思辨的水准大体可以代表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后来，刚上大学的我又从国内学者的一篇论文中摘录了伽达默尔的名言：我赞美理论，是因为理论保持了与现实的距离。摘录这句名言纯粹是出于好奇，因为这些话与那些让人耳烦的“哲学原理”教程相比，似乎有些很耐人琢磨的味道。
中国社会20多年来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我看来，凡是稍有一点实事求是精神的人，还得直面如下事实：尽管中外交流的机会空前增多，学者们学习外语的热情空前高涨，但中国人文学术至今似乎依然很难和世界构成真正的对话。用一位朋友的话说，面对国际学术界，我们提不出全球性的高质量问题，面对国内的快速变革，知识界充斥着浮泛的理解和混杂的表达；靠如此的理论思维水准，我们如何能够迎来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他的话也许有些悲观，但似乎向每一位有责任感的中国知识分子提出了一个重大而严肃的问题：理论研究对当今的中国思想界到底还有多大的推动力和意义？我们到底还有哪些真正可供利用的思想资源？百年以来、新中国成立以来、改革开放以来流行的理论思维方式是不是需要重新审视？如何才能将我们中国的现状和历史放在更为宏阔的全球视域中去阐释，才能获得更为全面、更为可行的解决方略？中国当前知识生产所呈现的混杂性与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是否具有更值得探讨的复杂关系？
令人兴奋的是，《视界》正是为此而生的。该刊“卷首语”坦言：“在我们看来，今天的中国格外需要理论思考和理论研究。……严峻和复杂的现实要求我们不但要进行严肃的深入的理论思考，而且还要大大发展理论，在当代理论建设上做出贡献。”为此首先应该与那些常识化的、通俗的快餐“理论”拉开距离，将人们从那些支配他们日常思想和行为的快餐理论中解放出来。当然，他们深知发展理论的关键是找到真正有意义的问题，“《视界》愿意把思考、讨论、研究中国和世界在今天面临的重大当代问题当作自己的首要目标。”他们并不追求“纯学术”意义上的学术，而“提倡一种踏踏实实研究问题又平易近人的文风，使理论写作与现代汉语有一个更为亲密的关系。”从这些主张中不难看出，《视界》不但具有空前开阔的理论胸怀和知识视野，而且具有非常自觉的问题意识和话语传达意识。与国内诸多理论学刊相较，自有其不同凡响之处。《视界》（第1辑）涵盖的研究对象、为其撰稿的学者群体，都直接体现了编者的理论吁求和主张。这群思想敏锐的学者大都具有切身的中国本土体验，又在西方受过较为正式的学术训练，不少人正处在西方学术界的活跃位置，这都为从世界视野讨论中国和全球问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理论前沿”重在探讨国际性的改革道路这一重大问题，黄平对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理论进行的现代性话语溯源，崔之元对私有化与民主化的分析，都触及到当代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最新发展。“海外纵横”所选的三篇译文，以丰富的证据生动阐释了流行观念的历史建构过程，显示出理论所具有的独特创造力。刘禾的论文《普遍性的历史建构——〈万国公法〉与19世纪国际法的流通》旨在破除东——西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和对普遍性的迷幻，通过对《万国公法》在19世纪世界的流通背景和过程的考察，深刻揭示出强势国体与弱势国体在历史对撞中的复杂相依关系。“自由漫谈”不但关注国内思想界的焦点争论，更渴望将这种争论处引向更为宏阔的视域和更为深入的层次。与那些搬移西方理论来对中国知识界进行简单化归派的“理论家”相比，与那些对科学技术充满乐观信任，期望科技来解决一切生态危机问题的专家相较，汪晖和刘东的文章值得再读几遍。
除此之外，“文化研究”、“批评家”、“艺术工作坊”都选择了大众比较熟悉的文本进行深层解读。无论是深圳的民俗文化村，还是朱文笔下狂爱美元的小丁，甚至贾樟柯电影视线中的“小偷”，都成为某种富有社会意义和文化政治意味的纵深文本，都提供了值得深思的社会批判空间。“新书评”侧重于对发展中国家思想学术的介绍，体现了编者对扩展中国知识界视域、破解西方话语中心地位所进行的可贵尝试。值得一提的是，“访谈与对话”中发表了中国学者与德里达的简短对话，从中可以看出中西理论对话，尤其是中西的思想对话还需要很长的道路要走。德里达表现了理论家的谦逊和对局限的自觉，这也许应该成为理论应有的态度。理论的谦逊意味着应该抛弃宏大叙事，意味着对某种可能空间的相信和保留。
实际上，理论所能提供的可能性空间就是我们努力要寻找的知识“视界”，这种“视界”应该是动态的可以伸缩的理论空间。它既重构对于历史的叙述，又帮助我们寻找通向未来的各种可能和安全通道，我们最终面对的将是全球和人类，将是超越于人类中心主义的茫茫宇宙……如果说《视界》是这种自觉和努力的开始，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更多的知识分子将会加入理论重建的行列。理论应该保持对可能性的兴趣，不必去追求包治百病的药方，而应该从所能掌握的方位进行突破和创新。扩展中国知识分子的理论视野，提高全民族（首先是我们自身）的思维水准，将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当“马列老太太”式的教条将人们折磨得昏昏欲睡的时候，当一波波地赶着趟的时髦理论将我们的身心快要掏空的时候，我们需要真正的“理论”去擦亮那些久已被慵懒尘封的眼睛。在那些新生的锐利目光中，中国人文学术将走向真正的辉煌。
